科技日報記者 張佳欣

近期，美國國會提出一項名為《保護美國資金與專業知識免受敵對研究利用法案》（SAFE法案）的新法案，計劃禁止美國科學家與被認定為“敵對國家”的研究機構開展合作。該法案上月通過了參議院審議，屬于美國《國防授權法案》（NDAA）的一部分，但其嚴苛條款在美國學界引發強烈反對與深切擔憂。

據《科學》雜志報道，10月下旬已有近800名學者聯署公開信，呼吁國會撤銷相關限制。多家高校及科研倡導組織組成的聯盟也向立法者發出呼吁，希望在眾議院與參議院的協調審議階段刪除該法案。

法案被批“范圍失當、定義模糊”

該法案規定，與“敵對外國實體”有合作的科學家，都可能被取消聯邦科研資助資格，合作形式從合著論文到指導外國學生幾乎一網打盡。更嚴苛的是，該法案竟追溯五年，意味著科學家過往正常的國際交流可被隨意“秋后算賬”。

該法案的提出者、美國密歇根州共和黨眾議員約翰·穆勒納聲稱，其目的是“阻止聯邦科研資金流向與中國軍事和情報部門合作的大學或研究人員”。然而，美國國會眾議員佐伊·洛夫格倫直斥其做法，稱“SAFE法案不僅無視，甚至與已有法律完全相?！薄Ｋu其忽視了現行針對關鍵軍事技術的精準防護措施，轉而采取一種全面禁止的粗暴方式。

美國大學協會和美國公立與贈地大學協會在致NDAA協調委員會主席的信中指出，這項提案的范圍“遠遠超出保障美國利益所需”。他們寫道：“我們理解必須禁止某些合作以確保國家安全，但該法案幾乎涵蓋了美國大學與海外機構之間的每一份研究協議、每一個海外學習項目、每一門語言課程、每一個專業會議，以及每一處校園設施。”幾乎所有形式的國際學術交流無一幸免。

亞裔美國學者論壇（AASF）在另一封信中警告稱，SAFE法案對“關聯”的定義模糊不清，可能重演“中國行動計劃”的悲劇，導致針對亞裔科學家的偏見性執法與“寒蟬效應”。

多方警告過度限制恐致人才與競爭力雙輸

“這將加速科學合作中民間信任的瓦解。缺乏這種正向能量，美中關系將愈發對立，甚至可能成為彼此的敵人。”耶魯大學細胞生物學家、AASF董事會成員林海帆表示。

斯坦福大學物理學教授史蒂文·基弗爾森是科學家聯名公開信的發起人之一。他表示，與中國同行的合作對自己在凝聚態物理領域的研究至關重要，同時也使美國科研整體受益。此前，他曾指出，緊張局勢使中美學者難以像幾年前那樣建立緊密合作，也導致中國申請者數量下降。相關限制法案正削弱美國高校科研活力與人才吸引力，將深遠影響學術交流。

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增刊》17日刊發題為《專家呼吁避免對中國科研合作過度反應》的文章指出，美國推動的SAFE法案體現出美國政府在科研安全問題上的日益強硬態度，但其效果和代價都值得警惕。文章指出，該法案試圖以強制“脫鉤”方式推動學術界站隊，但這樣做只會制造“雙輸”局面，既不能真正阻斷國家層面的競爭，又會反噬自身的科研創新生態。

日本《朝日新聞》在10月14日的報道中，援引美國瓦薩學院社會學與科學技術研究助理教授阿比蓋爾·科普林的話指出，開放科研是雙向受益的過程，美國自身亦是受益者，而過度限制可能適得其反，使人才望而卻步。與其投入巨大代價實施限制，遠不如將資源用于繼續乃至增加科研投入，這才真正符合美國的安全與經濟利益。

科技企業家兼投資人阿尼·貝利尼也認為，如果限制措施過度，可能抑制科研進展，切斷美國高校和初創企業與全球同行就新技術進行必要交流的渠道，實質上是在削弱美國自身創新的源頭活水。

科研限制政策升級引發持續擔憂

SAFE法案的出現并非偶然。在此之前，美國政府針對與中國的科研合作已構建起一系列限制措施。最早可追溯到2011年的沃爾夫修正案，該法案禁止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使用聯邦資金與中國開展雙邊合作。

近年來，國防部和國會更進一步，通過NDAA在科研資助層面設置多項限制。例如，2024年眾議院版本就包含禁止與中國及其他“關注國家”有合作關系的高校和科研人員獲得聯邦資助，并要求科學家在資助期滿后三年內不得前往這些國家的機構任職的條款。

總體來看，美國的限制政策正不斷系統化與擴大化。過去的法案多以保護國家安全、限制敏感技術擴散為明確目的，而如今的SAFE法案則在此基礎上擴展，試圖以行政力量強行剝離長期形成的國際科研合作網絡。

《科學》雜志報道稱，協調委員會的最終決定尚難預測，但觀察人士擔心，即使SAFE法案在最終審議中被刪除，美國立法者仍可能通過其他條款以示“強硬”?；柹寡?，這個問題“對每一位科學家都至關重要，我們必須盡一切努力去阻止”。